晚年的吴冠中,羸瘦、形销骨立,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孤僻怪异的老头。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广东省美协主席许钦松回忆,吴老的脸上总带着一种忧伤的情绪,两颊凹陷,唯有双眸如炬。很多人特别记得他有一双这样沾满颜料的手:黝黑的骨节突出,粗糙得带着长长的裂口。
他写得一手好散文,画出市场价格最高的画,言论和行为都不容效仿,可以这样说,吴冠中是当今艺术界最特立独行的画家之一。在当今画坛,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苟安于市场世俗标准的时代,吴冠中其言其行其艺,是另类,是孤品,留下一具值得人们回味的剪影。
昨天,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央美院的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、殷双喜、王璜生等人,追忆这位特立独行者。
从艺
三次主动变革轨迹
吴冠中生于1919年,刚巧是在“五四”运动发祥之年。早年的吴冠中曾三次主动变革自己的人生轨迹,如今的人们可以这样解读,他主动选择接受了那些“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”的教育。
第一次变革发生在吴冠中17岁时,他在科技和艺术之间选择了艺术。他先学习于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,读了一年后,他与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相识,头一次窥见西湖艺苑,不听父亲的竭力劝阻,转考入杭州艺专预科从头学起。
第二次变革是在吴冠中30岁时。他是旧中国最后一批赴法国留学的画家,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从西方回国报效祖国的画家。他说过,“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,不在巴黎,不在大师们的画室。在祖国,在故乡,在家园,在自己的心底。”
第三次变革是回国后,他坚决不跟从当时一窝蜂的现实主义创作洪流,不画工农兵绘画。他选择了“群众点头,专家鼓掌”的自我审视标准。在近30年的漫长光阴里,他一次次被打入美术界“另册”,被斥为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”,备受主流美术界的打击和排挤。
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告诉南方日报记者,让吴冠中变得“无可替代”的是,他对于内心感受的描摹。“描绘时代生活是客观的,这一点比较容易,很多画家都可以做到,但吴冠中擅长描绘内心感受,这一点他走在前面。”
然而,作为20世纪争议最大的艺术家之一,吴冠中收获的不仅是赞美,也有无情的批判。对此,《美术研究》杂志执行主编殷双喜反驳:“衡量一个艺术家,不要只看他的作品是否完美,而是看他是否有开拓性和创造性,无疑,吴冠中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转折。”
立言
誓言做“有脊梁的文人”
文革时期,吴冠中和学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,没有画具材料,他买了一元多钱一块的农村简易黑板,刷上胶,便在上面作油画。借房东的粪筐作画架。吴冠中有一组农村庄稼风景画,就都是在粪筐上画出来的。同学们戏称他为粪筐画家,以后不少师生效仿他,也就形成了“粪筐画派”。
“笔墨等于零”、美术界“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”、“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”……到了晚年,吴冠中每出一语,必会引起轩然大波,当然也会招致很多非议。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称吴冠中是一个“敏感的艺术家”。
批判的种子在吴冠中身上其实一直存在,吴冠中非常崇拜鲁迅,甚至把鲁迅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,誓要做一个“有脊梁的中国文人”。
吴冠中在艺术上最大的争议是,他晚年提出了国画的“笔墨等于零”,招来无数指责和非议。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黎明认为,不少人仅仅是断章取义理解了“笔墨等于零”,吴冠中主要是想传递这样一种观点:艺术最重要的是传递思想和感情。就像一个人学了再华丽的唱腔,如果歌声不能感动人,依旧是徒劳无益。
殷双喜为,吴冠中或许不是一个思想家,但他是一个有思想的现代公民,他认真坦率地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。
人格
从不为金钱作画
据统计,自2000年以来,吴冠中各类作品总成交额17.8亿元,被誉为是中国艺术市场的奇迹。但这样的身价,却似乎与吴冠中无关。
殷双喜曾问过吴冠中:“您对市场拍卖您作品的高价怎么看?”吴冠中只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拍多高都与我无关。”晚年的吴冠中,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,非常简朴。理发就在马路边的摊子上。
晚年,他一直“蜗居”在狭窄的“袖珍书房”里,除了靠墙两个装满画册和书籍的铁架子,就是临窗一张比课桌略大的书桌和一张椅子。“这是真的。”王璜生在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期间,曾多次拜访吴冠中。
吴冠中曾有这样的言论:“生命末日之前,还将大量创作,大量毁灭,愿创作多于毁灭!”他曾惊世骇俗地在画室里撕画、烧画。但是晚年,他又为伪作“毛泽东肖像中国画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”打官司打白了头发,可见他多么珍惜自己的画名。
对待作品的态度里,吴冠中有这样的人格: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从不拿出去,好画更舍不得卖,也不为金钱画画或接受任务作画。最后的几年里,他将毕生的创作散尽,曾向中国美术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上海美术馆、中国美术学院捐赠作品。 南方日报记者李培实习生吴敏
